劉余莉：《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

　　五、道德教化規律：“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長期以來，道德教育之所以很難深入人心，甚至還讓人對道德教育產生了反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群書治要·禮記》記載：“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信民化行不拘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說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說文解字》上所說的 “上所施，下所效。”

　　當季康子患盜而求教於孔子時，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以為，人有欲心，才有盜心，有盜心就會作盜賊，所以答復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貪欲，雖然你獎賞人為盜，而人也不去盜竊。意思是說，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為恥，所以縱然有賞也不願作盜賊。在《論語》的其他地方，孔子也多次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能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於正人何?”實踐証明， “言教者訟，身教者從”，領導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因此，從領導干部做起，反對奢靡之風和享樂主義，才能帶動整個社會興起勤儉節約的風氣。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著孔子和魯哀公關於當時國君為什麼不能修明禮教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國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禮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自己不能像古聖先賢那樣率先厲行節約，反而過著奢侈浪費、荒淫無道的生活：

　　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麼是大禮?為什麼你一談到禮就那麼尊崇呢?”孔子回答說：“百姓之所以能夠正常的生活，禮是最重要的保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准來祭祀天地神靈;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的遠近親疏關系。所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帶頭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來的樣子來教化百姓，使他們順禮而行。居住簡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節儉的衣服飾物，乘坐的馬車不加雕飾，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細刻，飲食不講求美味，心裡也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與萬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賢明的君主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哀公又問：“當今的君王，為什麼不能這樣去做呢?”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無道，奢侈無度，懶惰怠慢，游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其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違背眾人的意願，去征討政治清明的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任意使用暴虐嚴酷的刑罰誅殺人民，而不依據正常的法度。從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現在君王則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見，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了。”這段對話啟示我們，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在位者和領導干部不能率先接受道德教育並身體力行倫理道德的要求，卻要求百姓積極參加道德教育和實踐，從而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

　　總之， “讀史使人明智。”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歷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沉澱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為今用、古為今鑒。”研讀《群書治要》這一部涵蓋了經、史、子的資政巨著，可以讓領導干部深刻全面地認識到奢靡之風的危害，從而自覺地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號召，把它從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自己內心信念的主動追求，最終徹底杜絕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余莉主編.群書治要譯注(全二十八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2] [唐]吳兢.貞觀政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三聯書店，2012.

　　[4]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 [M].北京：中華書局，2004.

　　[6] [明]蕅益大師.四書蕅益解[M]. 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2.

　　注釋：

　　①見《群書治要譯注》，中國書店2012年版。以后有關《群書治要》的引文均出自此書，故從略。

　　本文系國家開發銀行資助、中央黨校2012年度校級一般課題《〈群書治要〉政治倫理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