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改革成败应该有两个标准
与社会主义改革应该是“改”与“不改”的统一相适应，邓小平在判断改革成败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三个有利于”，一个是“两个如果”。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判断标准统一起来。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论证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的论据，说邓小平主张改革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其实，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对错的标准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说，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8］（p314）我们在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抛开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
谈到改革政治方向的对错，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两个如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2］（pp110～111）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但是也有所区别。前者是就“不改什么”的问题而言，后者是就“改什么”的问题而言。我们不能把“三个有利于”当作判断改革政治方向对错的标准，仿佛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那样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着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路的时候就难以挽回了，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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