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政策、治理與文化治理

文化政策是統治者的對於文化生活的意識、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體現。按照英國著名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一書中對“文化”的定義--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符號的特質[14]，文化從本質上講就是人們關於社會生活的意識的表征。與文化相對應的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按照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和“文本理論”（theory of the text），文化政策實際上就是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政治領域的一種文本表征。在國內，胡惠林關於文化政策的定義完全遵照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視角，他認為文化政策是階級和國家在文化領域裡為實現特定的文化任務和文化目標而對利益和利益分配的行為表現[15]。毛少瑩則將公共文化政策定義為“即社會權威（通常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中，為達到一定的文化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或行動准則。其作用是規范或指導有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其表達方式包括法律法規、行政規定或命令、國家領導人口頭或書面的指示，振幅大型的規劃、具體行動計劃及相關策略等。常常表現為國家或地區的重要領導講話、文化發展綱要、規劃、文化法規等。”[16]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文化政策”主要有三個來源--各級政府、文化管理部門關於文化而出台的法律法規、政策和中共中央歷次代表大會報告、歷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本文以將這三者作為文化政策文本的來源，尤其是后兩種非正式或者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渠道。盡管這兩種渠道不是正式制度，但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的產物，其本身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元政策”，更加具有實際意義。

“治理”（governance）一詞起源於西方，是與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有關的一個概念，它常常與“統治”（government）相對使用的，其適用領域由最初的政治學領域擴展到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按照國內著名學者俞可平的研究，“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 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范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17]俞可平進一步將“治理”引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同時將善治分為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穩定、廉潔和公正十個基本要素。[18]

關於“治理”這一概念的使用，大致可能存在兩種用法，一是指組織的性質。治理的定義將各式各樣機構和行動者卷入政策結果的生產之中，包括非政府組織、獨立的政府機構、私人公司、壓力團體與社會運動，以及傳統上被認為是統治之正式部門的國家機構。另一方面還可能指組織間關系的性質。“治理”在此指特殊的協調整合形式。相反於透過層級整合的由上而下控制，以及透過市場整合的個別化關系，治理牽涉了網絡與伙伴關系的整合。治理指的是“組織間關系的自我組織”[19]，或是“自我組織的、組織間的網絡”。採取這種說法的學者，通常是指涉當代社會裡整合協調的性質，從統治（層級）轉移到了治理[20]。

根據“治理”的概念，我們針對文化領域內國家的行為，引伸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概念，由於“文化治理”是最近幾年學界提出的一個新范疇，因此對於“文化治理”的定義尚無較為統一的界定。

但根據先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文化治理”不僅指涉及治理的文化向度，還暗示了“文化治理”成為當前治理課題的重要方面。文化治理是文化研究中與權力相關研究的一個分支。關於“文化治理”的概念更多地來自於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管治”（或譯為“統理性”，governmentality），作為福柯的主要主題，“統理性”這不僅對以后關於話語的研究著作有很大的啟發，同時也擴展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研究的領域。

“統理性”這個詞有三個意思：

1.由制度、程序、分析、反省以及使得這種特殊而復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的計算和手法組成的總體，這種權力的目標是整個國民人口，其主要知識形式是政治經濟學，其根本的技術工具是安全機器（apparatuses of security）﹔

2.在很長一段時期，整個西方存在一種趨勢，比起所有其他權力形式（主權、紀律等），這種可稱為“管治”的權力形勢日益佔據了突出地位，這種趨勢一方面導致了一系列特有的管治機器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導致了一整套知識的發展﹔

3.（這個詞指）過程，或更加准確地說，指過程的結果，通過這一過程，中世紀的司法國家，在15世紀、16世紀轉變為行政國家，並逐漸變得“管理化”了。[21]

雖然學界公認“文化治理”來自於福柯的“統理性”概念，但是對“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卻存在很大的差異。一種觀點認為文化治理，即意涵、包含著包容性發展的文化觀念，更多的是從社會建設和和諧的世界觀的角度進行的理解。另外，有的學者則認為，“‘文化治理’是企圖結合governance和governmentality這兩種概念。文化治理一方面須注重其不拘限於政府機構的性質，以及治理組織網絡化的復雜狀態﹔另一方面，必須關注文化治理乃是權力規制、統治機構和知識形式（及其再現模式）的復雜叢結。‘文化治理’概念的根本意涵，在於視其為文化政治場域，亦即透過再現、象征、表意作用而運作和爭論的權力操作、資源分配，以及認識世界與自我認識的制度性機制” [22]。

本文所界定的“文化治理”更多是從權力運作的角度對文化政策進行的考察。文化治理是指掌權者在其權力運作的政治的場域內，通過文化政策等觀念意識的表達和實施，對社會資源進行分配、對社會政治生活參與者的思想和行為施加影響，借以達到分配社會資源、維護其政治統治、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最終實現整個社會有序運行的一種綜合性機制。

文化治理是文化在政治領域的一種重要形態。文化政策的研究天然的具有政治性、整體性、系統性等特征。文化治理--作為政治生活中掌權者在對整個社會的文化資源進行分配和控制的一種策略，其本身就是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標，毫無疑問，也不是它欲顛覆的對立面﹔毋寧說，文化是治理的工具… …”[23]文化作為一種人的意識的表征與社會交往有著天然的聯系。同時，文化政策作為文化的文本形式，其本身就與所謂“政府解析學”（analytics of government）共同參與了社會交往的話語構建[24]。

文化治理作為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國家在文化生活上的進行社會管理的途徑選擇。“社會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為主導的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內的社會管理主體在法律、法規、政策的框架內，通過各種方式對社會領域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