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治理視域下的文化政策分析

文化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一部分，具有主體多元性、內容層次性、結構整體性、實施系統性以及效用方面高效性的特征。這些特征共同作用，體現著文化治理獨特的政治特征。

（一）文化治理主體多元化

文化治理不是政府一家進行文化建設，而是強調政府運用文化政策，發動社會、企業和公民參與到文化生活中去，政府只是扮演主導者和基本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我黨的各項文化政策，不難發現，當前的文化政策越來越重視發動社會各部分的力量參與到文化建設中來，從早期的以“弘揚主旋律”[31]到2005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32]的公布，這些文化政策明確提出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中的內容，試圖構建一種“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文化治理雖然本質上要求治理活動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但是政權的執掌者依舊是文化治理活動的主要參與主體和主導者，隻不過區別於舊有的掌權者扮演絕對角色，文化治理更多的是強調掌權者扮演著引導者、倡導者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政策表明，注重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到文化治理活動中來，營造一種全民參與、官方與非官方有效互動的良性文化治理參與機制。

（二）文化治理內容層次性

文化治理的內容涉及到新聞媒體、意識形態、教育等各個層面，這些內容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文化治理在內容上有不同層次的劃分。文化治理的層次性，分為文化政策上的漸進性和文化政策上的多元性。

文化政策上的漸進性表現在文化政策的層層深入與完善。從文化領域的相對獨立，回歸到“雙百”的方針和確立新的“二為”方向﹔繼而發展到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現在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與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構建乃至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文化發展戰略的提出，這些文化思想無不體現著政策的漸進深入的特征。

文化政策上的多元性指的是，文化治理在引導主流文化發展及文化先進性的同時，也要注意世界文化發展趨勢，並與中國不同時期的國情相結合，滿足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需求，弘揚主旋律的同時提倡多元化。黨的文化政策不僅體現在新聞、出版、廣播、戲曲等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廣泛的內容使得黨對社會主義的領導更加有效。

（三）文化治理結構整體性

雖然文化治理在內容方面存在著層次性的特征，但是文化治理又是一個系統工程，各部分內容相互協調，又在結構上具有整體性。

改革開放以來開我國文化政策整體性的一個突出特征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逐步構建上。在“兩個文明”，社會主義“四有”新人、“三個文明”直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建設總體布局，確立了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地位。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明確指出“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提出和諧文化建設的新構想，逐步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

（四）文化治理過程系統性

文化治理涉及到文化政策的出台、施行、評估等各個過程，因而文化治理在實施過程中是一個系統工程。筆者發現，黨的文化政策從早期的單一的主抓群眾工作、建設“兩個文明”、發展文化產業到《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提綱挈領式的全方位的“規劃”。“文化發展規劃”不僅涉及到了指導思想、方針目標，還涉及到文化發展的各個領域的內容，從意識形態教育到公共服務提供，再到新聞事業、文化產業、文化創新等等，甚至包括了文化人才隊伍的培育和建設，相關部門的保障“規劃”順利實施的職責等，“規劃”的出台考慮到了設計文化建設的各個實施環節，真正實現了文化治理實施安排的系統化、實施效果可評估化，為文化治理過程的監督與反饋提供了便利。

（五）文化治理高效用性

與政治管理和經濟管理相比較，文化治理在投入與產出比較方面具有低投入、高（多）產出，一旦實施文化治理，不僅可以得到經濟方面的效用，此外和有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用。

文化治理的效用性表現在利用文化政策進行社會管理、維持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雖然文化對經濟、政治、社會都具有能動作用，但本文的文化治理突出在文化建設和文化政策對社會產生的效益上。堅持馬克思主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指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和道德體系，維持人們的文化認同及政治統治合法性，進而維護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