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文化政策方面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區別於舊有文化政策體系的變化,它是適應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的產物,同時也是我黨結合自身歷史經驗,在批判性地借鑒國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針對社會現實做出的創造性的反應。在文化治理的視域下,本文從文化治理的基本特征出發,逐一分析了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文化政策的基本思路,研究發現我黨的文化政策日益呈現著參與主體多元性、內容層次性、結構整體性、過程系統性以及高效用性的特點。我黨正越來越熟練地運用文化治理進行社會管理。
進入國內外形勢不斷變幻的新世紀,我黨早已從一個革命的政黨向一個建設/管理的政黨的角色轉變,這樣的轉變必然是在我黨缺乏有效地歷史經驗和建設環境復雜、前景模糊的情境下進行的,這時,“社會管理”這樣一個時代問題就自然提到了社會各種力量的“議事日程”[34],文化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其自身具有的無以替代的優勢日益成為一種化解社會矛盾、提高社會管理水平、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戰略舉措。文化治理將會在社會管理這樣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
[2] 楊鳳城:《1956∼1966年黨的文化政策及其演變》,﹝北京﹞《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7期。
[3] 楊鳳城:《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化轉型研究》,﹝天津﹞《歷史教學(高校版)》2008年第10期。
[4] 劉彥武:《新中國60年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探索發展》,﹝成都﹞《毛澤東思想研究》2009年第4期。
[5] 蔣積偉:《建國以來中共文化政策述評(1949 -1976)》,﹝廈門﹞《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1期。
[6] 顏旭:《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揚州﹞《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7] 顏旭:《試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吉安﹞《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0期。
[8] 王麗麗:《江澤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的論析》,﹝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
[9] 胡惠林:《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20年文化政策變遷與理論發展概論》,﹝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10] 劉瑋:《社會轉型期中國文化政策變動研究(1949-1958)),﹝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08年。
[11] 毛少瑩:《文化權利與公共文化政策》,載於彭立勛:《改革開放與城市文化發展:2009年深圳文化藍皮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23頁。
[12] 毛少瑩:《“文化權利”與“治理”--公共文化的核心理念與關鍵性制度安排》,載於於平等:《中國文化創新報告(2010 No.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13] 方世勇:《文化權力合法性建構的情景與過程》,﹝長春﹞吉林大學2011年。
[14] 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01頁。
[15] 胡惠林:《文化政策學》,﹝太原﹞書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頁。
[16] 毛少瑩:《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8頁。
[17]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第40頁。
[18] 俞可平:《走向中國特色的治理和善治》,《文匯報》2002年8月9日。
[19] Jessop, Bob. (1997). “A neo-Granscian approach to the regulat ion of urban regimes: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hegemonic projects and governance”, in M. Lauria (ed.), Reconstructing Urban Regime Theory: Regulating Urban Politics in a Global Economy (pp. 51-76). London: Sage.
[20] Painter, Joe. (2000). “Governance”, in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g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Geography (4th ed.)(pp. 316-31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1]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C] in G. Burchi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轉載於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讀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頁。
[22] 王志弘:《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3年第52期,第121-186頁。
[23] 托尼?本尼特:《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載於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與社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頁。
[24] 托尼?本尼特:《文化與治理》,載於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與社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頁。
[25] 李培林:《創新社會管理是我國改革的新任務》,《人民日報》2011年2月18日。
[26]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頁。
[27]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載於《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頁。
[28]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載於《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6頁。
[29]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頁。
[30]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光明日報》2006年9月14日。
[31] 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1994年1月24-29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151935/176588/176597/10556479.html. 2011-06-20.
[32]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33.htm. 2011-06-20.
[33] 何增科:《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路線圖》,﹝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