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文化具有規范社會成員行為以及塑造社會秩序的作用。文化給一個社會提供了材料與藍圖。有了文化，人民便有了行為規范。“文化也是人們相互間的行為功能協調和相互配合。文化是一個社會的規范、觀念更為系統化，文化集合、解釋著一個社會的全部價值觀和價值體系。”[1]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黨越來越重視文化建設，發布了具有系統性和時效性兼具的一系列文化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出台是我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進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重要標志。

治理理論作為新公共管理的一種方法，其本身就是在應對現代負責的社會管理環境的一種反思性的視角和探索。從治理的角度來審視我黨的文化政策，我們發現這又是文化治理在中國語境下的具體應用，因此，我黨在改革開放后究竟實行了哪些文化政策？這些現有的政策與以前的政策相比，有著怎樣的變化趨勢？這些政策都指向怎樣的社會管理目的？

針對我國文化政策的研究，國內學界已經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類研究側重於文化政策的梳理，試圖從中發現我黨在不同階段歷史時期文化政策在指導思想、指導方針及其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總結出我黨文化政策發生的變化，進而為我國現階段進行文化建設提供歷史借鑒。但這些研究更多的是集中於建國初期，社會實踐為研究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但是研究往往欠缺對政策出台深層目的的探討。所得結論理論深度有所不足，代表性的研究如楊鳳城的《1956∼1966年黨的文化政策及其演變》[2]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化轉型研究》[3]，劉彥武的《新中國60年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探索發展》[4]，等等。

一類研究是側重於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線，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文化政策與之后的文化政策進行對比，將改革開放之前的文化政策界定為文化重建與文化改造的文化建設，將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化政策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的實踐。這樣的研究抓住了我黨的文化政策變化的基本變化點，較好地分析了我黨在改革開放后文化建設理念和實踐的變化。不過，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建構往往帶有濃厚的政策闡釋特點，忽視了文化政策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在文化領域上體現的前后相關性和政策目的的整體性，代表性的研究如蔣積偉的《建國以來中共文化政策述評(1949 -1976)》[5]，顏旭的《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6]和《試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7]，王麗麗的《江澤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的論析》[8]，等等。

還有一類研究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解讀我國文化政策的變遷，通過對特定時期內我黨關於社會文化生活的政策分析，尋找到文化政策產生的內在機制和外部條件，進而通過時空的交叉對比找出我國在現階段進行文化建設可以借鑒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研究的局限在於不同時期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既有的經驗教訓是否具有現實借鑒的價值以及這些價值又如何進行評估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類研究的學術價值。代表性的研究如胡惠林的《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20年文化政策變遷與理論發展概論》[9]，劉瑋的《社會轉型期中國文化政策變動研究（1949-1958）》[10]，等等。很顯然，在不同的研究中，理論的“社會轉型”含義是不同的，很難進行對話和討論。

此外，在新近的文化研究中，一些學者同樣注意到了用政治學的視角對當代的文化政策進行分析。這其中就包括文化與傳統的權力的研究，此外，隨著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一些學者更是從“人權”的角度出發，從“文化權利”的視角對分析當代的文化政策進行新的檢視和思考。這樣的研究視角切合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學科融合以及方法論上的交叉使用的趨勢，產生了不少極具啟發性的研究成果，擴展了文化研究的視野。但是，這樣的研究由於處於起步階段，其本身在核心概念以及概念的使用邊界和側重上存在著不足，形成了視角較新、但理論分析相對不足尷尬。但其本身就是未來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代表性的研究如毛少瑩的《文化權利與公共文化政策》[11]和《“文化權利”與“治理”——公共文化的核心理念與關鍵性制度安排》[12]以及方世勇的《文化權力合法性建構的情景與過程》[13]。

本文並不簡單地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文化政策變遷本身為分析對象，而是在注意原有政策的“歷史影響”基礎上，借用“治理”（governance）這個更具現實政治分析價值的概念，從文化治理的新視角審視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管理變革，關注社會管理觀念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