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重大區別

兩個歷史時期的重大區別，就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認識的差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以往正反經驗，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新的實踐，創造性地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以往失誤的糾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30年，我們失誤的根本原因，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太清楚，脫離了國情實際，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致使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遭到嚴重挫折。所犯錯誤主要有三：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制結構急於求純，階級斗爭擴大化。對這些失誤原因，要做正確分析，總結教訓，避免重演，起到資政育人的作用。

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主要是“大躍進”）的原因一是從客觀講，我們當時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壓力太大，急於趕上，導致急於求成。二是從主觀講，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足，加上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過分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問題上缺乏冷靜頭腦和正確指導。三是認為當時具備了高速度條件。一個條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澤東認為，建設速度也應當適當加快。另一個條件是，可利用當時出現的“國際休戰時間”加快建設。1955年4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和4∼7月舉行的日內瓦會議，是兩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增強了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力量。黨中央分析認為，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應當利用這10∼12年的和平時期加快經濟建設，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四是錯誤地把加快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這是“大躍進”能發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制急於求純，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搞“一大二公”、刮“共產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階段，即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國情做出的基本判斷，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極大飛躍。但在此前，我們沒有這個認識，所以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中超越階段。超越階段的具體原因：一是實踐經驗不足，思想准備也不足，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的認識還很不夠。如前所述，毛澤東曾提出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應該重視商品經濟等正確思想，但未能堅持，也未能付諸實踐。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特別是對於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艱巨認識不是特別充分，這是造成許多失誤，也是造成所有制問題上超越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理論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制結構急於求純，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社會主義是全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這一結論，理解不完整有關，一度忽略了馬恩當時概括的這一社會主義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系，所以希望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就違反了規律，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原因1957年以后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發生的失誤，有理論上的失誤，有國際環境的影響，有制度方面的問題。在理論認識上，一是把階級斗爭存在的范圍擴大，二是把階級斗爭的作用夸大，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為此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國際環境方面，例如1956年，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搞好，那麼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所以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由此看出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認識形成的影響。在制度方面，一些制度不健全（這也是一種時代、環境的客觀因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一定條件。這也是許多失誤發生且不能及時糾正的重要原因。

總之，對我們發生過的錯誤，要採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即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觀察和衡量，著重分析歷史背景，而不應該著重個人責任，尤其不能著重從個人品格、個人恩怨找原因。這樣分析犯錯誤的原因，才能比較客觀、公允、准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