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蘇聯對中國解放戰爭的支持和對新中國提供全面援助的承諾,為新中國成立后中蘇結盟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反過來中蘇結盟又保障了蘇聯全面援華承諾的兌現。同一時期,新中國是否有可能爭取美國的援助呢?毛澤東給出的判斷是“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以孫中山的革命經驗為鑒,指出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援助的。﹝10﹞(pp1474~1475)
那麼,美國是否有意願或可能為新中國提供援助呢?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首先是解決中美之間的承認問題。承認問題是由中國革命所導致的舊政權的推翻和新政權的建立而產生的,這種政權更迭並不會改變中國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在國際法實踐中,承認標准主要依循有效統治原則,也就是說“一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這個國家,並受到大部分居民習慣上服從並有長久存在的合理希望,可以說代表這個國家,因而有權被承認”,不過,“遵守國際義務的意願經常是新政府自己尋求承認和其他國家給予承認所提及的一個因素”。﹝12﹞
爭取國際承認,就是要爭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和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沈陽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現的外國使領館和僑民等涉外問題,其性質就是承認問題。對此,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個重要的外交方針,將承認問題由新政權的單向“被承認”變成與外國政府之間的雙向承認,毛澤東把它概括為“另起爐灶”,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是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與“另起爐灶”直接緊密關聯的是如何處理舊中國的“國際義務”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新中國將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並採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在具體實施步驟上,毛澤東主張應首先清除帝國主義在華殘余勢力和影響,而對爭取帝國主義國家承認的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10﹞(pp1434~1435),也就是要“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上述方針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13﹞,從而使中國徹底改變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並為實現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創造條件。
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聲明中明確宣布:“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並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10﹞(p1461)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再次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隻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10﹞(p1466)
中共關於建交的原則是否會被美國接受呢?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仇視這個革命,竭盡全力地幫助國民黨……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10﹞(pp143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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