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勉勵：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美國不僅極力爭取其他相關國家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與美結成聯合陣線，而且還要求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配合美國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1949年3月，杜魯門批准的NSC41號文件確定：應建立美國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管制制度﹔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口可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重要的工業、運輸和通信物資和設備需經嚴格篩選並仔細審查，以防這些商品出口到蘇聯、東歐和北朝鮮。﹝19﹞(pp833∼834)美國向英國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能放棄對華出口管制這一可以影響中共政權走向的“最有效手段”。

至於司徒雷登在與中共接觸時拋出的“援助”牌，不過是他個人的外交伎倆，而非美國政府的實際意願。此時的美國對外援助是為遏制共產主義戰略服務的政策工具。1949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共同防御援助法》，在1949~1950年財政年度中，其軍事援助對象包括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希臘、土耳其和伊朗，南朝鮮、菲律賓，以及“泛指中國地區”即非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和東南亞的非共產黨力量，總額7500萬美元。。至於同期出台的對“落后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第四點計劃”，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清楚說明：“第四點計劃”是美國“對受共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援助的具體表現”，是和美國“防止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20﹞可以說，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並非美國援助的對象。即便有這種可能，在冷戰背景下，美、蘇對中國的援助無疑具有強烈的獨佔性和排他性。而就新中國成立時的情形看，蘇聯援助中國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

有論者認為，朝鮮戰爭前的美國對華政策處於一個過渡期，並不具有進攻性和擴張性的意圖。參見隋涉英：《論“一邊倒”政策的歷史局限性》，《齊魯學刊》2004年第6期。這一判斷的結論與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應選擇對蘇聯的“一邊倒”，因為這樣對於美國來說“太刺激了”。

對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回答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他打比喻說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因為“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0﹞(p1473)1949年8月，毛澤東在《丟掉幻想，准備斗爭》中指出：“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10﹞(pp1486∼1487)

如果說上述判斷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的認識，那麼毛澤東關於“中間地帶”的理論則更多的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戰略形勢的分析。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10﹞(p1193)“現在美國反蘇是放煙幕彈，是想獨霸世界”。﹝21﹞可以看到，與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蘇遏制政策如影隨形的是美國的擴張政策，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戰爭政策。這一政策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后進一步得到加強。

美國擴張政策在中國的失敗意味著它要在遠東其他地區採取足夠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早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於冷戰需要和對蔣介石失敗的預期，美國開始對其亞洲安全戰略做出重大調整，轉而扶持日本充當其在亞洲遏制蘇聯的新據點，並提出太平洋海島防御圈的設想。1949年3月1日，麥克阿瑟在東京對《紐約時報》的記者清晰地描述了這一設想：“我們對亞洲侵略的防御部署，過去常常從美洲大陸的西海岸來考慮。把太平洋視為是敵人進攻美國的通道。現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內湖，而我們的防線則是沿著亞洲海岸穿過一連串的島嶼。它從菲律賓開始，通過琉球群島，其主要據點是沖繩島，然后又彎回來穿過日本和阿留申群島到阿拉斯加。”﹝22﹞美國將安全防線從本國西海岸推進到中國東海岸，對中國而言，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呢，還是戰爭和軍事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