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勉勵：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正式公開發表聲明說：美國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尋求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政府也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的局勢，而將遵循不卷入中國內戰的方針，不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或咨詢意見。﹝23﹞1月12日，艾奇遜在其關於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講中再次公開確認了美國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的太平洋防線，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太平洋其他地區，他聲稱“沒有人能保証這些地區不受軍事攻擊”，“這樣的保証是不明智的或不必要的”。﹝24﹞上述表態被看做是“棄台論”的明証。但是，這種論點的片面性在於它忽視了美國奉行擴張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場，忽視了美國亞洲政策的兩面性、復雜性和對抗性。

台灣在美國對華政策和安全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美國奉行“通過外交和經濟的手段”阻止共產黨取得台灣﹝25﹞和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的政策，已經與台灣建立起緊密聯系。從政治上而言，台灣是美國留在中蘇關系中的關鍵“楔子”。出於不願直接軍事干涉中國革命的相同考慮，美國也不願對台灣採取軍事佔領的措施或承擔“保衛”台灣的“義務”，它表現出對台灣沒有“侵略”和“分裂”意圖，希望借此凸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省份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從而激發中共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控制”的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在蘇聯的長時間滯留，使以艾奇遜為首的美國國務院派認為可以加以利用來分化中蘇。在軍事上，台灣的地理資源條件決定了它對美國防御島鏈的戰略重要性，其地位在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后進一步上升，這是美國軍方反復強調的意見。無論美國希望台灣發揮哪種作用，在其冷戰思維中，台灣問題早已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不是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斗爭，而是共產主義的進攻和擴張，如果獲勝會在亞洲演變為“一連串的災難”。

美國劃出的太平洋防線與其說是防線，不如說是遏制蘇聯擴張的底線。艾奇遜的演講清楚地說明，美國對（南）朝鮮負有直接責任，如果抹殺美國在朝鮮半島已付出的努力，在建立這個國家的大業中半途而廢，是美國亞洲利益“徹頭徹尾的失敗”。﹝24﹞(pp116∼117)而此時，斯大林正背著中國醞釀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轉而由防御改為進攻。美、蘇的戰略意圖與遠東國家民族民主運動的訴求，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經交織在一起，使這一地區的矛盾變得更為尖銳和錯綜復雜。由於地緣關系，新中國很難在安全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絕緣自處。

艾奇遜對杜魯門聲明中“目前”一詞的解釋是：如果美國的勢力在遠東遭到攻擊，它“必須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保衛其安全”。﹝26﹞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杜魯門推翻了他在1月5日的聲明，聲稱“共產黨佔領台灣，將會對太平洋安全和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構成威脅”，為此，他“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同時監督“台灣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攻擊”，而“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27﹞這樣，美國政府不僅公然派軍隊入侵台灣，還公開拋出了它謀劃已久的“台灣地位未定”論。10月7日，美軍不顧中國方面的嚴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根本改變了朝鮮內戰的性質。

當戰火逼近中國邊境，美國飛機入侵中國領空時，中國必須為保家衛國而戰。朝鮮戰爭的爆發証明了“一邊倒”戰略的前瞻性，中蘇結盟為中國與美國的軍事對抗提前“請好了一個幫手”﹝2﹞(p132)，佔據了主動。“一邊倒”的實施還使中國以最小代價解決了蘇聯在東北的特權，而且對迅速實現新疆和平解放和防止分裂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當時的判斷和決策符合中國革命和國內外形勢的歷史要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要解決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問題，聯合蘇聯是必然選擇。“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三者緊密關聯，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有機整體。三大外交決策的歷史貢獻是使中國在大國強權政治稱道的冷戰格局下，不但贏得了國家獨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而且鞏固了新生政權，保障了國家安全，擴大了國際影響。三大外交決策背后的強大支撐是中華民族“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p161)三大外交決策所指向的道路是毛澤東所宣告的“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8﹞(pp343∼344)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參引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頁。

﹝2﹞《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

﹝3﹞〔美〕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著，王益、王昭明譯：《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美亞文件〉和美中關系史上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220頁。

﹝4﹞《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01頁。

﹝5﹞〔俄〕ИВ科瓦廖夫著、肖瑩摘譯：《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國外社會科學信息》1992年第9期。

﹝6﹞《建國前夕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部分俄國檔案（一）》，《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

﹝7﹞〔俄〕ИВ科瓦廖夫著、肖瑩摘譯：《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國外社會科學信息》1992年第21期。

﹝8﹞《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6頁。

﹝9﹞《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1頁。

﹝10﹞《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

﹝11﹞《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8頁。

﹝12﹞〔英〕奧本海著，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譯：《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1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頁。

﹝1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頁。

﹝14﹞NSC 34：USPolicy toward China，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3，1948，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5﹞NSC 48:USPolicy toward Asia，June 10，1949，DNSA

﹝16﹞NSC 34/2：USPolicy toward China，February 28，1949，DNSA

﹝17﹞Memorandum of the 35th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rch 4，1949，DNSA

﹝18﹞《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頁。

﹝1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IX，pp21∼22

﹝20﹞〔美〕哈裡•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276頁。

﹝21﹞《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

﹝22﹞〔美〕威廉•曼徹斯特著、朱協等譯：《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上冊，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頁。

﹝23﹞Harry STruman：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January 5，195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24﹞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22，No551，p116

﹝25﹞NSC 37：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December 1，1948，DNSA

﹝26﹞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22，No550，p81

﹝27﹞Harry STruman：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Situation in Korea，June 27，195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