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勉勵：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早在外交問題列入中共籌建新中國的議事日程時，美國也已在考慮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局勢變化。1948年9月濟南戰役后，美國不得不接受其“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勝”政策破產的現實，開始重新審視對華政策。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對華政策》文件指出：美國提供的援助已不足以阻止共產黨的推進，更不用說去扭轉戰局了，“全面援助”等同於公開干涉，將增加對干涉者的抵抗，而越是公開干涉根深蒂固的中國革命，在政治上就會陷得越深，中國人民就越會把國民政府看做是可恥的傀儡政權，美國的任務就越艱巨，干涉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因此，文件認為，美國的近期對華政策應採取下列措施：繼續承認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消亡后，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對承認問題做出決策﹔盡最大可能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14﹞1949年1月，美、英等國開始磋商承認人民政府的問題。同月，為了獲得在華處境轉圜的自由和維持在華立足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使領館拒絕了國民政府南遷廣州的要求，繼續留在南京。剛剛上任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以“等待塵埃落定”比喻此時的美國對華政策。

這裡所謂旁觀、等待反映的不過是美國在華進退維谷的窘境，將其設想為美國與中共和解的機會，是脫離歷史實際的。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產物。為捍衛“自由世界”和保障美國安全而發起的對蘇聯的遏制，其核心任務是“防止共產主義蔓延”，這是扶蔣反共政策的根源。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嚴重影響了美國的未來安全”。﹝15﹞1949年8月美國發布的美中關系白皮書被看做是棄蔣宣言，但同時也清楚地表明美國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大戰略下不可能改變對中共的敵視立場。

第二，美國接受蔣介石失敗的現實，並不等於徹底放棄它的反共盟友。同樣的，美國拒絕對蔣繼續承擔“全部義務”，也並不意味著美國全部解除了對蔣的“義務”。為了不“挫傷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並確保其繼續抵抗，也為了避免損害它所援助的其他亞洲反共政府對美國的信任，美國一直堅持對“國民政府”的“繼續承認”政策。美國拒絕對蔣介石增加新的援助，是因為這樣做：（1）是無效的﹔（2）最后隻能增強共產黨的軍事力量﹔（3）可能最重要的是，將鞏固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維持其關於中國與蘇聯利益與共的錯覺。﹝16﹞但這並不妨礙美國繼續實施《1948年援華法》，杜魯門的決定是“既不暫緩或終止也不著力推進對中國軍援物資的運送”。﹝17﹞1949年4月，美國國會又通過決議將已到期的《1948年援華法》延長期限至1950年2月，規定“對於中國的沒有為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予以援助”。﹝18﹞

第三，美國與中共接觸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與中共和解，不如說是為了在中共和蘇聯之間打“楔子”，以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國不是要表達真誠、友好、平等的善意，而是不甘心中國脫離自己的勢力范圍。美國的決策者相信：要十分技巧地運用好“恐懼和恩惠”，就可以影響新政權對美國的態度，要讓美國的力量得到重視而非輕視，由於運用軍事力量需要付出高昂代價，所以最有效發揮力量的途徑是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形式。﹝14﹞因此，承認問題就被美國看做是可以對中共討價還價和施加影響的砝碼與杠杆。即使主張與中共接觸的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也堅決主張對新中國“不主動”、“不急於”給予承認，而且這種承認還是“事實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認。1949年5月13日，艾奇遜指示司徒雷登，承認一個新政府應依據三個因素：（1）事實上控制該國領土和行政機構，且能維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和意願履行其國際義務﹔（3）得到該國人民普遍贊同。艾奇遜指出，國際法認為“在沒有撤銷對合法政府承認的情況下，承認事實上的當權者可以是合法的”，但要考慮到“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事實上的當權者，在政治上將鼓勵共產黨而挫傷國民政府”，美國在共產黨不做出履行國際義務的保証之前不准備給予共產黨以“法律上”的承認。﹝19﹞顯然，美國的政策與中共提出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等方針政策是錯行和針鋒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