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鄧小平關於改革思想的現實意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他針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的社會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開放的思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稱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是有道理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朝著黨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奮勇前進”﹝1﹞。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形勢下，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鄧小平有關改革的論述，牢牢把握鄧小平關於改革的理論，用這一理論來指導改革，保証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隻准改革犯錯誤，不准不改革，或者說寧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很少有人問為什麼要改革？仿佛改革就是目的，隻要是改革，不管改什麼、怎麼改以及想改成什麼樣都應該得到支持，於是有人就打著“改革”的旗號，販賣資本主義化的貨色，還不准別人批評，一批評就說是反對改革。記得有人曾經說中國的改革遭到強烈的抵制，反改革派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改革的浪潮。①實際上，中國並沒有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更談不上反改革的浪潮，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2﹞1987年9月，他在會見基辛格時談道：“有人說中國有兩派，一個是改革派，一個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贊成改革，是全黨贊成改革，如果說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於保守派問題，保守的人有，但作為一個派，中國沒有。中國確實有一些人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有不同意見，但這些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贊成改革的。對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3﹞

說中國有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而且掀起反對改革的浪潮，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其實是他自己設計了一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方案，這種改革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抵制和批判，於是他就說有人反對改革，甚至把鄧小平領導的幾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統統說成是反對改革的浪潮，凡是不贊成他所主張的改革方案的人一概歸入反改革派。研究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人對這種手法是十分熟悉的。戈爾巴喬夫上台后，以改革家自居，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誰要是有所懷疑（更不要說反對了），誰就是反對改革，就是“保守派”，就是“社會主義守靈人”，最終戈爾巴喬夫的這條改革之路未能行得通。中國也有一些人想通過改革來實現資本主義化，於是採用了同樣的手法。

必須明確指出，改革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採取的手段。這是鄧小平第一個提出來的，他說：“改革和開放是手段”，“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2﹞（pp266，241）。他不是籠統地講改革，而是講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和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他強調要分辨清楚這兩種改革。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他明確指出，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2﹞（p297）。在改革方向這樣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是“不搞爭論”，而是主張爭論的。江澤民把這一爭論概括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他說：“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4﹞此后，他又重申：“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5﹞兩種改革觀說的是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向，也是改革的目的。

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6﹞既然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就有一個朝什麼方向變的問題。從長遠來看，無非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發展到共產主義，中國的改革堅持的就是這個方向﹔一個方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制度改成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中國某些人的期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一個現實的版本，那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改革的兩種目的決定了改革的兩個方向、兩條道路，導致了兩種結果、兩種前途。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看到在改革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兩種目的、兩種方向、兩條道路的斗爭，也就是說，改革始終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有人在1998年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的時候引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話概括當時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7﹞說“最好的時代”，是指發展了私有經濟，搞了市場經濟﹔說“最壞的時代”，是指還有相當數量的國有經濟，國家還在進行調控，於是擬定出一個改革方案——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按照這個改革方案，我們勢必走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去。中共十八大剛剛閉幕，就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召開“改革共識論壇”，提出當前改革的方向是實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而且把它說成是“改革共識”，強加於人，並喊出“中國夢，憲政夢”的口號。他們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還有人要求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路子進行改革。這些顯然都是在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要高舉改革的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絕不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

今天，重溫鄧小平提出的關於改革目的的論述，我們仍然深受啟發。正是因為總結了國際國內改革的經驗教訓，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

改革:

經濟聚焦·直擊改革前沿：五大行積極備戰利率市場化

章開沅：沒有深刻反思不會有真正改革

張茉楠：構建有效市場是金融改革核心

謝魯江：激發社會活力 以大改革推動大發展

胡東升：在改革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鄭有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中國道路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