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城投类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算在内，第四季度还将有2000多亿元左右的城投债发行，但这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新项目投资计划和依然在建的融资平台项目。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短期业绩而进入非正规的融资渠道，不仅融资成本高，而且地方更是会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因此，如果个别项目前期论证和准备不充分，后期出现管理漏洞或资金衔接问题，对经济效益会造成直接影响，进而会加大债券、信托融资的偿债压力。一旦资金链条崩裂，就会传导到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金融风险。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民间资本介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并没有成为解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资金的有效途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构架没有改变。政府或者国有资本拥有者掌有充分信息，民间资本则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交易一方。虽然“非公36条”已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我国公用事业建设，但是民间资本在信息不对称下进入自己不熟悉的市场时，无形中会提高企业风险；加之民间资本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有着诸多先天不足的缺陷；以及一些垄断部门或垄断集团，从部门利益出发阻碍民营经济投资基础领域，使得民间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一直没能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反倒是政府大包大揽后使得自身债务缠身，危机不断。

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问题上，似乎带有更多的计划经济观念，任何产业都是一个根据自身经济规律发展的，政府在产业初期的扶持必不可少，但是决不是对产业加以代替。某些地方政府动不动想着通过投资来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简单粗暴的拍脑袋式做法，也是对纳税人的资产不负责任，更是对公众监督权的漠视。况且地方政府的投资“竞赛”，很多都是政绩工程驱使下的头脑一时发热，这些钱能筹集到位令人不免产生质疑：投下去的项目能否产生合理回报，是否环保达标，恐怕很多地方官员们并未真正想清楚。由此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的经济刺激下，又给原有的地方债务危机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