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政体制改革着力于政府管理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经过六轮改革，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有学者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可以从两个维度来作历史分析，这就是用以改革为引领的维度和以创新为引领的维度，将这35年划分为两大阶段。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变革;2002年之后，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为标志，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举、创新引领的变革阶段。” [39]
在这些改革中，政府机构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载体，通常是行政体制改革之标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职能，使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政府机构、编制、职位和部门的改革和调整。
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指向的不仅是机构、制度、规则、编制、职位等行政体制具体构成要素，而且深入指向行政体制的本质构成要素，即政府权力、职能和责任。为此，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围绕政府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展开改革，以政府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带动编制、机构、部门、职位以及体制机制的制度变革，“这次机构改革是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的，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 [40]与此同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把握行政体制内外部本质联系，辩证处理减权与增权、放权与收权、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关系，从而使得行政体制权能责的深化改革呈现结构性优化的特点。
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见新时期行政体制深化改革的权能责结构性优化具有四个基本维度：
(一)政府行政过程的优化
新时期的行政体制改革， “其特点是改革方案把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有机结合起来，把职能转变作为核心，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和抓手，这是我们思路的进一步创新。” [41]改革从削减政府审批权入手，意味着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政府权力的存量改革，而不是增量改革;是政府权力的减量改革，而不是增量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42];通过政府行政审批权存量的减少，实现简政放权，使得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相结合，使得企业、社会和公民权利得以拓展和激发。
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审批权减量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管理权能责总量的简单减量改革。实际上，在减少行政审批权的同时，在行政过程中和过程后，同时增强行政权能责配置力度，严格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 [43]
(二)政府宏观与微观管理之间的优化
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在宏观与微观管理不同层次上增权与减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把更多精力集中到事关长远和全局的重大事项上来，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与此同时，减少对于市场和社会运行的微观事务的管理，使得政府权能责配置偏向宏观，放开微观，或者说，“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44]
(三)政府职能配置和履行的优化
在全面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的同时，对于政府职能进行结构性重组，“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政府权能责以及部门、编制、机构、职位和人员等相应结构性调整和配置，以使政府全面正确配置和履行职能。
(四)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优化
首先，强化必要的中央集权。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这就需要以中央集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此等等。其次，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其基本取向在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45]按照全会决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为三类：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在这其中，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凡是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全部放给地方和基层管理。再次，积极实现政府层级管理的优化。这其中主要是，优化行政区划，同时，进行政府层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积极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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