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積極地將上述思想主張付諸實踐，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解決民生問題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

首先是進行土地改革。根據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佔全國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區農村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這次土地改革運動，既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又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到1953年春，全國除了約有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通過這次改革，不僅全國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更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后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19﹞其次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依靠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奮斗，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在短短三年內就根本扭轉了舊中國留下的混亂局面，實現了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適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並從1953年開始在全國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勝利。農民、手工業者個體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雖然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點和偏差，但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20﹞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新中國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恢復國民經濟、實施“一五”計劃，為解決民生問題打下一定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伊始，舊中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仍在延續，一大批不法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致使黃金、銀元、外幣充斥市場，物價飛漲，經濟秩序極其混亂，從根本上影響了人民生活。為此，黨和政府精心領導了穩定物價的斗爭，依靠國營經濟的力量和老區農民的支持，採取有力的經濟措施、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先后組織了同投機資本的兩大“戰役”，即“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通過這兩場經濟戰，使不法投機資本從此一蹶不振，到1950年年底，全國物價基本趨於穩定。與此同時，政務院作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主要內容是實現“三個統一”，即“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中共中央就此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必須用一切辦法保証這個決定的全部實施。實現三個“統一”對於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21﹞在1950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這個總口號和總任務，經過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1952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舊幣），比1949年增長了775%，比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已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職工、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與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了70%。﹝22﹞1953年開始實施的“一五”計劃，重點建設了一大批包括基礎設施、鋼鐵、能源等方面的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又帶動了其他產業的發展，1952∼1955年，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267%上升到336%，機械制造業更是有了長足的發展，初步形成了40個制造系統，能夠制造1900多種比較重要的產品，在數量上能夠滿足國內建設的一半需要。雖然當時中國的工業化剛剛起步，但對於解決民生問題的意義則不能低估，帶動了就業的增長。正如周恩來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由於國家建設的需要和生產的發展，勞動就業的人數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全國公私企業的職工已經達到一千三百七十四萬五千余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現象已經大大減輕”。﹝9﹞（p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