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先俊，教授，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民生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事業、建立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思想。在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努力恢復國民經濟、發展各項民生事業、建立和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以發展生產為根本，統籌兼顧、量力而行等民生建設的經驗。這些思想、成就和經驗無疑是我們今天繼續加強和改善民生工作一份寶貴的歷史財富。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民生問題

解決民生問題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共十七大提出，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1﹞中共十八大再次強調“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2﹞其實，民生問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極為關注的問題，民主革命時期如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更是這樣。面對當時特殊的情況，黨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民生問題的思想，並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一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但是，當時黨和政府所繼承的是舊中國留下的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生產萎縮，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業眾多”﹝3﹞， “社會及組織機制支離破碎，公共秩序混亂，道德水准衰敗，經過戰爭蹂躪的經濟承受著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的沉重壓力”。﹝4﹞為了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思想主張。

（一）關於保障和提高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劉少奇指出：現在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還很窮困，“他們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力求實現的最基本的任務”。﹝5﹞為了滿足“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完成這個“最基本的任務”，最根本的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周恩來強調“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不抓生產是不行的”。“當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復，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6﹞毛澤東說：“我們今天要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要醫治長期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要從事經濟的文化的國防的各種建設工作，國家的收入不足，開支浩大，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一項巨大困難。克服此種困難的方法，首先是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逐步地恢復與發展生產”。他還要求人民軍隊參加恢復和發展生產工作，指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負擔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必須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生產項目應在人民政府允許之下，以農業、畜牧業、漁業、水利事業、手工業、各項建筑工程、各項可能從事的工業和運輸事業為范圍”。﹝7﹞毛澤東還強調，“國家預算要保証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8﹞當然，保障和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是一個過程，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又“需要由人民節省出大量的資金以投資於經濟事業”，這又“不能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這一點，是應該使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都來了解的”。﹝5﹞（p7）“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8﹞（p159）總之，“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質和根本性質的任務。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當然是不夠的，必須繼續加強”。﹝9﹞

（二）關於就業、救濟、養老和社會救助

就業是民生之本。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長期統治，造成了社會經濟的不正常狀態，舊中國遺留了廣大的失業群。“革命勝利以后，整個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失業人員又有增多”。﹝7﹞（p69）新中國政府對舊社會遺留人員採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武的包下來，文的也要包下來”，“全國公教人員要從現在的二百萬增加到三百五十萬。文武加起來，就是九百萬”。﹝6﹞（pp3∼4）對於這些人員的就業和救濟，劉少奇說：“在各大城市中，在可能范圍內，救濟失業工人就是完全必要的，不容緩辦的。”﹝5﹞（p22）毛澤東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業已開始著手採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以期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7﹞（p69）“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7﹞（p71）對於那些老弱病殘人員，毛澤東要求各級組織和政府一定要做好養老工作，對“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1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專門頒發了《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提出“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從全局設想、從實際出發、從長遠打算著眼、從當前要辦能辦的事著手”，“逐步做到消滅失業”。﹝11﹞保障勞動就業、養老和享受社會救助問題還被寫入1954年憲法，第91條、第93條分別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証公民享受這種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並且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証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9﹞（p540）

（三）關於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當時黨和政府提出的思想主要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文化教育、如何建設這樣的文化教育”的問題。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為理論與實際一致。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12﹞同年12月，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新中國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提出開展文化教育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發展方針是“普及與提高的正確結合，即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普及當然以工農兵為主要對象，但也不放鬆一般兒童教育的推廣。在這樣普及的基礎上，從識字教育和基本政治文化科學教育，提高到較高級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教育”。﹝12﹞（pp87∼88）1950年8月，周恩來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再次明確了新中國“建設什麼樣的文化教育、如何建設這樣的文化教育”的問題。他說，在文化教育上，我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我們主張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當前文化教育“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革”，“對於文化教育的改革，應該根據《共同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6﹞（pp18∼20）

（四）關於發展醫療衛生體育事業

毛澤東強調“必須重視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於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7﹞（p176）對於人民的生命健康問題，毛澤東尤為關注，多次就這個問題做出批示。1950年6月，他在一份批示中寫道：“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13﹞1952年8月，他指出：“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隻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后一方面，那是不對的。”﹝14﹞同年12月，毛澤東還給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撰寫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題詞。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強調：對於衛生工作，決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達到普遍深入和經常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15﹞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一五”計劃強調：“發展衛生、醫療事業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一個重要方面。現有的預防、醫療和療養的機構將逐步地擴大，並繼續廣泛地開展城鄉人民的愛國衛生運動，加強公共衛生的管理，防止對人民危害嚴重的疾病，增進和保護人民的健康。”﹝16﹞周恩來還非常重視疾病防控工作，提出要把消滅血吸虫病“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17﹞“應該積極推廣治療血吸虫病的經驗，有計劃地分期分區地消滅危害嚴重的地方病”。﹝18﹞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一份關於體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狀況，增強人民體質，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人民的體育運動還是國家的一項新的事業，各級黨委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加強領導”。﹝9﹞（pp9∼10）隨后，周恩來又對發展體育工作進行了論述，提出“必須有健康的身體”，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健康的身體是建設和保衛祖國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樣看問題，就可以促進體育運動的發展”。“當前體育運動的方針是要普及和經常化。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提高，經常化了才會出人才”。﹝6﹞（pp129∼130）

除上述四個方面外，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還就保障居民住房、工資分配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比如毛澤東曾說：“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北京市委所提組織公私合營的房產公司，修建房屋解決房荒的計劃，各大城市凡嚴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10﹞（p131）劉少奇強調：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職工生活”，“首先，應當保証職工的工資收入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增加，並且繼續貫徹執行按勞取酬的原則，改進工資制度和獎勵制度”。﹝18﹞（p70）這些思想同上述四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