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成功實踐，為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

按照統籌兼顧的方針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這一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孫中山曾對“民生”一詞作過解釋。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26﹞孫中山用“生存”、“生計”、“生命”對“生活”進行了規定，雖然不一定准確，但從中可以看出民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把民生問題概括為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幾個方面，同樣表明民生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其實，民生不僅只是生存問題，也包括發展問題﹔不僅涉及物質生活，也包含精神生活﹔不僅涉及生產力發展，也與生產關系變革密切相關。故而，解決民生問題必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說，民生建設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項由若干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系統工程。在這種情況下，“統籌兼顧”就成為最基本的要求和必然的選擇。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害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8﹞（p228）要“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7﹞（p71）“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8﹞（p28）就民生建設來說，這一時期，黨和政府首先注意的是統籌兼顧民生建設若干內容之間的關系。比如先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的生活需要，再發展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先安置就業，再根據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工資福利等等。其次，黨和政府還把解決民生問題與社會政治革命統一起來，同步推進。一方面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繼續完成民主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任務，實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並將其視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對內消滅反動勢力，進行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確保國內和平穩定﹔對外進行抗美援朝，反擊帝國主義的侵擾，爭取國家建設的和平環境。概言之，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13﹞（p398）另一方面針對當時“許多人對我們不滿”，“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農民也有意見”的情況，黨和政府又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解決民生問題，平抑人們的不滿情緒。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有些知識分子老了……隻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13﹞（pp398∼399）解決當代中國的民生問題一定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則是統籌兼顧。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統籌兼顧為根本方針解決民生問題，充分體現了當時黨和政府加強民生建設的科學理念。

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這一時期黨和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又一條基本經驗。生產力的發展並不必然意味著民生一定得到改善，但是民生問題的解決卻必然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對此，黨和政府有著清醒而明確的認識。1950年，劉少奇就指出：使中國勞動人民從窮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並不斷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必須做好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地主、官僚、買辦階級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中國的獨立和統一，保障國內和平，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種民主改革，從而在城市和農村解放已有的生產力，但這只是“清除發展生產的障礙，造成繼續發展生產”的條件，還不能立即、直接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必須做好第二件事，即“用一切辦法在現有基礎和現有水平上來提高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發展近代化的生產事業及其他經濟事業，才能使中國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5﹞（pp2∼4）1954年，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再次強調：現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隻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那種“隻顧消費不顧生產的觀點和行為”是“必須反對的”。﹝6﹞（pp144∼145）1955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關於發展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又說道：“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關於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指標，是我國目前可能實現的限度。我們不否認，我國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滿足決定於生產力的水平，決定於社會所擁有的現有物質資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因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隻能是一種穩步漸進的提高”。﹝16﹞（pp347∼349）正是在尊重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努力把解決民生問題與發展生產力聯系起來，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人民生活水平才“有了雖然不大，但卻是頗為令人矚目的提高”。﹝4﹞（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