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貫徹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方針，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為解決民生問題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是教育改革，除了實行國家對學校的領導，廢除原來反動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強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還有兩個主要方面：第一，解決教育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問題，這也是貫徹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根本要求，採取的措施主要有：舉辦各種各樣的速成中學、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和技術進修班。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通過了《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關於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工農速成中學暫行辦法》、《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暫行實施辦法》、《職工業余教育暫行實施辦法》、《各級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組織條例》6項草案，對工農教育的各個方面作出了規定。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1953年該委員會發出《關於掃盲標准、掃盲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在城市和農村開展掃盲運動，至1954年底，在一些大城市的工廠職工中，基本上消除了文盲。第二，發展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1952年，根據中央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的要求對全國范圍的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發展專門學校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形成了專業比較齊全的高等教育體系，同時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等也有了較快的發展。1953年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即達到二十一萬六千余人﹔中等專業學校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五，即達到六十七萬人﹔普通中學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九十六，即達到二百九三萬余人﹔小學學生數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即達到五千一百五十萬余人﹔幼兒園幼兒數增長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即達到四十二萬五千人”，“在一九五三年，全國已有少數民族小學生二百五十四萬六千余人，中等學校學生十六萬三千余人，高等學校學生五千五百余人”。﹝9﹞（pp605∼606）

其次是改進文化藝術工作。除了加強黨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外，主要是按照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以新的人民需要的文化藝術代替舊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藝術。當時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一大批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熱情歌頌人民革命事業和人民生活新風貌，反映時代精神和新人物新思想的優秀作品，如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保衛延安》、《鐵道游擊隊》、《風雲初記》、《三千裡江山》，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保衛和平的人們》，詩歌《回延安》、《致大海》、《天山牧歌》，話劇《龍須溝》、《考驗》、《萬水千山》、《沖破黎明前的黑暗》，歌劇《白毛女》、《劉胡蘭》，電影《橋》、《鋼鐵戰士》、《渡江偵察記》、《董存瑞》、《上甘嶺》等等，迎來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初步繁榮，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

最后是推動科學事業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發了《關於中國科學基本任務的指示》，1954年3月，中央又批准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並作了長篇批示，強調“科學院是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黨必須關心科學研究工作，從各個方面為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創立有利的條件”。﹝9﹞（p164）這些舉措有力地促進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

（四）構建醫療服務體系，發展醫療衛生體育事業，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根據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提出的醫療衛生要“面向工農兵”，在農村要“有醫有藥”的總要求，﹝23﹞首先，在廣大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創辦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當時，一般由農民採取合作制和群眾集資的方式籌辦。對於這種農民互助性的合作醫療方式，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李德全給予了充分肯定。﹝24﹞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農村醫療又有了較大發展，相繼建立了一批農業合作社興辦的保健站和醫療站，初步實現了走上集體化的農民“無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錢，方便可靠”的理想。﹝25﹞其次，在城市普遍設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國家公職人員、大學生和工礦企業職工享受公費醫療。到1956年，全國城鄉醫療衛生網初步建立。1956年與1952年相比，全國衛生機構總數由38987個增加到107305個，療養院、所由270個增加到799個，衛生防疫站由147個發展到1464個，婦幼保健所、站由2379個發展到4564個。﹝3﹞（p285）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領導的愛國衛生和疾病防控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領導全國軍民聯合開展了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皖北、蘇北等地區開展了消滅虱子、講究個人衛生運動，后來又開展了除“四害”運動。對於疾病防控工作，黨和政府一貫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成功控制了察北鼠疫、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皖北疫病、定遠痢疾的蔓延，接著又開展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有力地保証了人民的身體健康。

1949年10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毛澤東為其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題詞。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體育運動委員會，任命賀龍兼任體委主任，各級人民政府也先后建立了體育工作機構。為促使體育運動的開展，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布了《關於加強人民體育運動的指示》，強調開展體育運動是改善人民健康狀況的一種最積極有效的方法，要求加強領導，使群眾性體育運動首先在廠礦、學校、部隊和機關中切實地開展起來。為了廣泛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1954年參照蘇聯的經驗制定了《准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簡稱“勞衛制”)，規定了不同年齡人群的鍛煉標准，推動了群體性體育鍛煉向科學化、標准化、制度化的方向邁進。這一條例幾經修訂，成為人民體育鍛煉的一項基本制度。同年，政務院發出了《關於在政府機關中開展工間操和其他體育運動的通知》，提倡把體育運動與文娛活動結合起來。1954年和1955年，國家有關部門又編制推行了兩套少年兒童廣播體操，在青少年中掀起體育鍛煉熱潮，有上億人經常參加體育活動。到1956年，已有74萬人通過了各級“勞衛制”標准。1949∼1956年間，全國先后創辦了6所體育學院，恢復了38個師范院校的體育系科，編制了第一套廣播體操，建立了《運動員等級制度條例》等一系列體育規章制度，舉辦了各級各類競賽活動。這些措施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體育運動的普及和提高，而且通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增強了人民體質。